当你老了，重病入院，可赡养人不在身边该如何？
当生命接近终章，想将余生托付给“忘年交”，却苦于彼此没有血缘关系，又该如何？
超大城市上海，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至2024年，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由457.8万增长至577.6万，占户籍总人口比例由31.6%增长至37.6%。
攀升的老龄人口，带来丰富的个体需求。实施近十年来，《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迎来首次重要修改，进一步细化意定监护实施内容、新增陪护假制度、明确经营主体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。
“精准回应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新挑战、新诉求，持续推动本市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、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筑牢制度根基。”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常江介绍。
意定监护，引入监督人
展开剩余74%80岁的余阿婆孑然一身，行动自如、生活尚能自理。但向来冷静自持的她，有时也会显露忧思——假如有一天失能失智了怎么办，还能依靠谁？
在上海，余阿婆的困惑不是孤例。这些老人，或与子女不和，或无亲人在侧。他们希望，趁着自己身体情况尚可，提前选定合意的监护人，将余生安排妥当。
可问题来了。作为养老服务中的新生事物，意定监护仍在试水期。个体诉求千差万别，一旦过程中产生偏差，将财产、信任交托给他人的老人，很可能陷入困境。
为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，提升这项服务的可及性，《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修改中，如何细化意定监护实施内容成为重点工作之一。
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可担任监护人的主体，即“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”。同时，修改后的《条例》引入“监督人”的概念。
在市民政局副局长娄国剑看来，这一做法很有必要。调研中，部分有心尝试意定监护的老人，直言内心顾虑。“签字”是否意味着一锤子买卖，未来的服务质量由谁来保障？他解释，监督人的职责是对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进行监督，确保监护人履职过程透明、规范。目前，市民政局正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配套文件，包括制定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、居村委会参与见证的工作指引等。
带薪照护，陪护假入法
敬老尊老，不仅是物质上的赡养，更包括精神上的抚慰。家中有老人生病住院，往往是子女最心焦的时刻。一边是忙碌的工作，一边是重病的老人，有限的时间、精力如何分配？
在上海，陪护假正式入法。《条例》修改后明确，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，其赡养人可以享受每年累计不超过五个工作日的陪护假。
调研中，不少代表提出，不少家庭呈现倒金字塔式结构（四位老人、两位成人、一位孩子），养老压力突出。针对照护压力更大的独生子女，法规明确，赡养人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所生的独生子女的，可以享受每年累计不超过七个工作日的陪护假。
聚焦调研中普遍关心的陪护假期间的问题，《条例》修改后也明确，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。市人大代表金缨认为，落地实践中还需要细化配套政策，比如明确陪护假申请条件、证明材料（如医院诊断证明）及假期使用方式（如是否可拆分）等。
不设“年龄红线”，鼓励银发消费
修法调研中，代表们还发现，老人在日常消费中遭遇了不少隐形门槛。
在健身房运动，超过一定年龄的老人必须由私教进行评估后才能办卡，同时签订免责协议。运动期间，老人还需定期提供体检报告。部分游泳馆对超过70岁以上的老人立下附带条款——必须由家属陪同。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健身机构，干脆“一拒了之”。
外出旅游，超过70岁的老年游客处处遇阻。部分旅行社不接待，而能接待的旅行社也大多需要“三件套”，即签署免责协议和补充协议、有直系家属陪同、购买额外保险。
进商场消费，看见信用卡优惠的老人们只能无奈“望卡兴叹”。根据相关金融机构规定，信用卡申请人需要拥有固定工作、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可靠的还款保障。而仅有退休金的老人被视为“还款能力单一”，因此被拒之门外。
“个体情况不一，老年人的消费不应被‘年龄红线’阻隔。”娄国剑认为，经营主体应建立科学、差异化的评估与管理机制，拥抱银发消费的新机遇，将老年群体视为“增量市场”而非“烫手山芋”。
《条例》修改后也进一步明确，鼓励经营主体为老年人提供与其健康状况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，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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